情報：從秘密工具到公開武器的戰略轉型
責編：gltian ｜2025-08-07 14:33:362025年6月9日，北約戰略傳播卓越中心（NATO StratCom CoE）發布文章《情報與戰略傳播》（Intelligence an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文章指出利用情報實施戰略傳播，即通過故意釋放情報，以塑造觀念、威懾對手、歸屬責任、促進凝聚力和增強可信度，歐洲和美國安全部門持續積極應對外國對手以此手段構成的威脅。
《情報與戰略傳播》
編譯：汐之
全文摘要與關鍵詞
1.情報在戰略傳播中的效用：權力投射（建立權威敘事）、威懾（迫使對手調整行動）、歸因（揭露敵對行為主體）、凝聚力構建（統一內外部威脅認知）及公信力強化（支撐政府聲明）。
2.情報的歷史演變：從早期案例（如古巴導彈危機）到2014年后系統性應對俄羅斯混合威脅（如斯克里帕爾事件），再到烏克蘭戰爭中的全方位披露。現代技術讓軍事欺騙成為現代戰爭的關鍵特征，例如在納卡沖突與俄烏沖突中均有體現。
3.驅動因素：技術變革（AI和社交媒體加速虛假信息傳播）、開源情報（OSINT）崛起（如Bellingcat的獨立調查補充官方情報）、政治意愿增強（對混合威脅認知深化）。
4.存在風險：過度披露可能暴露情報來源，引發對手適應性反制；錯誤或政治化情報（如伊拉克WMD事件）將損害長期公信力；意外后果包括外交靈活性受限或沖突升級。
5.未來建議：未來需平衡透明度與保密性，避免情報工具化，同時在認知戰場上以創新與克制應對全球性挑戰。
6.評述：情報的戰略傳播已成混合沖突時代的關鍵能力，但其有效性依賴精準目標校準、多源信息整合及對公信力的維護。
傳統上，情報作為國家決策的保密工具，其價值源于信息壟斷與隱蔽性。然而，數字時代的信息生態顛覆了這一邏輯——虛假信息泛濫、敘事爭奪白熱化、非國家行為體崛起，迫使國家將情報納入公開戰略傳播體系。國家行為體日益通過情報來塑造敘事、威懾對手并增強聯盟凝聚力，美英等國通過大規模解密戰略預警情報（如衛星圖像、入侵計劃），實現統一應對措施，有效削弱了俄羅斯的信息操控空間，加速了國際援助協調。
01
情報在戰略傳播中的效用
情報的戰略價值體現在多個維度，其不僅是權力投射的工具，能夠通過“敘事權力”定義國際議題的框架，還成為威懾手段，通過公開對手的隱秘計劃迫使其調整行動：
權力與影響力：通過權威情報建立“敘事權力”，定義國際議題框架并推動政策合法性，將復雜地緣沖突簡化為“侵略-防御”二元敘事，塑造道德合法性。烏克蘭戰爭初期，烏方持續發布俄軍裝備殘骸影像與士兵通訊截錄，將自身塑造為“科技游擊戰士”，有效扭轉軍力對比的認知劣勢。
威懾機制：披露情報不僅傳遞預警，公開對手隱秘作戰計劃以迫使其調整行動。以俄軍被迫放棄第聶伯河空降計劃為證，雖未阻止入侵，但顯著遲滯其攻勢。
歸因破局：針對混合威脅的“模糊性陷阱”，情報披露提供法律級證據鏈。英國在斯克里帕爾案中鎖定GRU特工護照信息、航班記錄與監控視頻，并追蹤其關聯的284個虛假社交賬戶，徹底粉碎俄方“烏克蘭生物武器陰謀論”。
凝聚力：在國內和國際層面形成共同威脅認知（如北約盟友對俄羅斯威脅的統一立場），增強政治和社會凝聚力。
可信度積累：以情報支撐政府聲明的真實性，當美英精準預測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的入侵時間與地點，其情報機構公信力從伊拉克丑聞中修復。
02
歷史演變與關鍵案例
情報在戰略傳播中的角色正經歷深刻變革。早期的情報傳播，如1917年的“齊默爾曼電報”和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展示了情報的戰略潛力，但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錯誤情報也暴露了重大風險。2014年后，面對俄羅斯的混合威脅（如選舉干預、網絡攻擊），西方開始更系統地公開情報以揭露干預行為，2018年斯克里帕爾事件標志著情報策略的現代化轉折。而2021-2022年烏克蘭危機中的情報傳播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美英通過衛星圖像和入侵計劃的細節，試圖阻止戰爭并削弱俄羅斯的信息優勢。
03
驅動因素
推動情報在戰略傳播領域應用的因素諸多，包括信息環境的變革、開源情報的快速發展以及政府對待情報的態度等。
信息環境變革：社交媒體和AI技術加速了虛假信息的傳播，傳統“政府-媒體”單通道瓦解，TikTok、Telegram等去中心化平臺成為主戰場，迫使政府在廣泛信息環境中爭奪敘事主導權。
開源情報的崛起：非國家行為體（如Bellingcat）的獨立調查與政府情報形成互補，降低了披露敏感信息的風險。
政治意愿：對混合威脅的認知提升（如俄羅斯干預選舉）促使政府更主動地公開情報。
04
情報在戰略傳播的應用存在風險
然而，情報的應用亦存在顯著風險。過度披露可能危及情報來源和方法，對手適應性也不容忽視，同時還要防止情報被過度政治化：
來源與方法暴露：過度披露可能暴露情報來源方式，收集能力也會受到影響（如信號攔截技術或線人安全），可能導致未來關鍵情報真空。
對手適應：敵對行為體會調整策略以規避監測（如俄羅斯GRU在斯克里帕爾事件后改進行動安全）。
可信度危機：情報的準確性是公信力的基礎，若情報錯誤或政治化，將長期損害政府公信力。德國2023年對12起“俄滲透案”的倉促指控，因三起證據不足反被俄媒炒作成“虛假宣傳”，凸顯過度反應損害公信力。
意外后果：公開情報可能限制外交靈活性或意外引發沖突升級，這些潛在后果需要在決策時謹慎權衡。
05
未來路徑與建議
面對以上風險和挑戰，文章最后強調需平衡透明度與保密性，并提出以下原則：
效果導向：秉持智能披露原則，明確披露目標（如威懾或歸因），避免無戰略意義的公開。
準確性：確保情報真實，結合第三方驗證后發布；建立國家情報公信力指標，避免政治化扭曲。
互補性：結合開源情報減少敏感信息暴露，核心敏感情報絕對保密。在烏克蘭無人機工廠遭襲后，烏方僅公布衛星熱源圖而非電子偵察數據，平衡警示與保密。
長期考量：維護情報機構的獨立性，防止其淪為政治宣傳工具。
06
評 述
本文揭示了情報職能從“秘密決策支持”向“公開戰略工具”的轉型，反映了信息時代國家安全戰略邏輯的變化。烏克蘭案例顯示，情報披露雖未能阻止戰爭，但通過預判俄羅斯行動削弱了其敘事操控空間。然而，過度依賴情報威懾可能低估對手的決心（如普京對烏克蘭的執念）。但技術是把雙刃劍：人工智能和開源工具既賦能了情報傳播的時效性，也加劇了真假信息的博弈。例如，俄羅斯“Doppelg?nger”偽造媒體內容，而西方需更敏捷地應對此類威脅。民主國家還需在透明與保密間權衡。若情報被用于政治動員（如選舉期間的威脅警告），可能加劇社會分裂或“狼來了”效應。
情報的戰略傳播已成為混合沖突中的核心能力，但其有效性取決于精準的目標校準、多源信息整合及對長期信譽的維護。在“后真相”時代，情報不僅是權力的工具，更成為塑造認知戰場的關鍵武器。
參考文獻：
https://stratcomcoe.org/publications/download/Intelligence-and-StratCom-FINAL.pdf
顯示原圖
翻譯為
復制譯文
下載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