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末，人類社會的信息技術和“新經濟”尚處于萌芽發展狀態的時候，前蘇聯就已經有計算機科學家為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需要，提出并實踐了這些計算機技術。新年伊始，繼往開來，我們不妨來回顧一下在冷戰時期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互聯網技術如何被統治階級所使用，或許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思考一個問題：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在未來的國家治理當中，可能會走上一條怎樣的發展道路？
作者本杰明·彼得斯 (Benjamin Peters) 供職于塔爾薩大學 (University of Tulsa) 和耶魯法學院 (Yale Law School)，本文摘自他在2016年出版的新書《“網”不住一個國：關于前蘇聯互聯網計劃那些令人不安的歷史》(How Not to Network a Nation: The Uneasy History of the Soviet Internet)。原文來自AEON，因篇幅較長，虎嗅對內容做了刪減，并參考了微信號“利維坦” liweitan2014的部分譯文做了重譯?(譯者：語虛 /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1970年10月1日的早晨，計算機科學家維克多·格盧什科夫?(Viktor Glushkov)?走進了克里姆林宮。當時前蘇聯?(Soviet Union)?遇到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就在一年前，美國啟動了ARPANET?(高級研究計劃署網絡)?項目，這是世界上第一個采用了包交換機制?(packet-switching)?的分布式計算機網絡，也是我們所熟識的互聯網的雛形。這個分布式網絡針對的是蘇聯，最初設計用來供科學家和政治領袖在受到核彈襲擊的時候也可以使用計算機通訊。ARPANET是當時美國與蘇聯在科技領域競爭的一個尖峰，蘇聯需要做出回應。
格盧什科夫的想法是營造一個電子化社會主義?(electronic socialism)?的新時代，他將這個野心龐大的計劃命名為全蘇聯自動化系統?(All-State Automated System)。這個系統的目標是改進蘇聯全國計劃經濟的效率，進行科技升級，經濟決策仍舊基于國家計劃而不是市場價格，但是靠計算機建模預測經濟運行狀態來加快發展速度。格盧什科夫想要更智能、更快速的決策方式，甚至還有電子化貨幣。他現在需要蘇聯領導人的支持。
從1959 年至1989 年的這段時間，前蘇聯領先的科學家們不斷投入，試圖打造一個用途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全國計算機網絡。二戰帶來的創傷尚未愈合，前蘇聯就繼續鉆研大規模的現代化工程項目，在幾代人的努力下，將沙皇統治下的一個蠻荒的農民國家，建設成一個全球性的核武力量。
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在 1956 年的歷史性表態之后，全國都在討論一種關于未來的可能性。在這個背景下，出現了一些社會主義科技項目，目標是將該國的經濟用網絡聯系起來，這其中就有全世界第一個民用計算機網絡的概念。提出這個想法的是軍方研究員托利·伊萬諾維奇·基洛夫?(Anatoly Ivanovich Kitov)。
基洛夫原為二戰時的一名蘇聯紅軍。1952 年，他接觸到了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的《控制論》(Cybernetics)?一書。1959 年，作為秘密軍事計算機研究中心的負責人，基洛夫將精力投入到了“可靠計算力的無窮量”?(unlimited quantities of reliable calculating processing power)?問題的研究中，為的是更好地規劃國民經濟，這也是為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所困擾最持久的信息協調問題?；宸驅⑺挠媱澝麨閲窠洕詣踊芾硐到y?(Economic Automated Management System)。
雖然基洛夫的計劃最終沒有能夠實現下去，但是文初提到的科學家格盧什科夫卻繼續推進了他的想法。格盧什科夫的計劃叫做“用于全蘇聯的國民經濟統計、規劃和治理的信息搜集和處理自動化系統”?(The All-State Automated System for the Gathering and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 for the Accounting,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這個系統基于已有的電話線建設，橫跨歐亞大陸，部署在計劃經濟覆蓋范圍內的每一家工廠和企業里面，像神經系統一樣。網絡分布呈三層金字塔架構，莫斯科的中央計算機中心下連接著 200 個中等計算機中心，這些中等計算機中心分布在各個一線城市，每個中心其下連著兩萬個計算機終端，這些終端分布在國民經濟的主要生產站點。
這個計劃在上世紀 60 年代末被許多國家官員和經濟規劃者所采納，這些人想用它來解決那個困擾了蘇聯許久的難題：蘇聯人認為共產主義是未來的藍圖，但是繼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就再沒人清楚怎樣能最好地實現它了。格盧什科夫和他年輕的同事們致力于發展這個龐大的工程及其他服務蘇聯的控制論項目，比如另外一個能夠支持線上虛擬貨幣分類流通的電子經濟體系。他將這一“創新”描述為馬克思預言的踐行——一個去貨幣化的社會主義未來。
盡管一度獲得了來自克里姆林宮的支持，格盧什科夫這一極具富有野心的計劃終于還是未能持續下去，并且在之后的十幾年里作為最高機密被束之高閣。蘇聯“物聯網”的命運給了我們一個明確的警告，今天的“互聯網”不應步其后塵。
如今，“互聯網”被理解為一個單一的全球網絡，其對信息自由、民主和商業的促進效益正在嚴重減弱。國家和企業正在想盡辦法填充互聯網的每個角落，無處不在的應用程序更像一個只供使用者瀏覽的帶圍墻花園，而不是公共瀏覽器一類的的共享空間。法國、印度、俄羅斯和其他國家莫不如此，他們渴望國際化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的分配，好對其國民執行自己的法規。
人類學家和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曾經評論說社會讓技術變得持久，他的意思是指社會價值嵌入了技術當中。比如谷歌的PageRank算法被認為是“民主的”，而那是因為在許多因素之中，它的鏈接?(和外附的站點鏈接)?就像民主投票。今天互聯網部分地成了一個自由、民主和商業的載體，部分原因是它在大眾的想象中鞏固了自己，就像西方的價值觀在冷戰之后取得勝利一樣。
換句話來說，就像我們社會價值觀的變化一樣，技術也日新月異地變革著。前蘇聯曾經將集體主義控制論、等級化的中央集權以及計劃經濟的價值觀注入網絡，這對我們現代讀者來說很陌生。前蘇聯的故事在提醒我們，歷史總在不斷重復，美國國家安全局為了他們體制內的利益，其實對個人和公共的信息進行了侵犯。
全球互聯網的發展要感謝具有合作精神的資本家，而不是互相敵對的社會主義者，但我們不應該對這一點感到太過輕松。我們應該記住，互聯網用戶仍舊沒有任何權力上的保障，無論是私營企業還是國家意志，前者并不一定就會更好。